方与法的关系

芭窗夜雨

中文有“方法”一词，可见方与法本来是不分的。方是治疗的主体，法是治疗中的交流。有方，法自存。法是一方之法。

方与法又是可分的。

几十年前，农村有位教师在一位村民家中发现一本《永乐大典》，非常震惊，但这本书在村民家中不过是用来做鞋样的。如果把这个故事作为文物的考古发掘现场，那么能得出《永乐大典》是一本专门用来做鞋样的书这个结论吗？显然不是。

经方就面临这样一个被误读的格局。

古人曾创造伟大的文明奇迹，如英国的巨石阵、秘鲁的神庙，也遗留下一些古文明遗址，如四川的三星堆、良渚的反山墓地等等。古人的肉身随着岁月消逝，但这些遗址保留下来，也留给现代人类一段“真空”，我们不知谁怎么样建造了它们。

经方，就是这样的古代医学遗迹。

单独对“方”进行研究，是要建立一个中医的考古学课题，考证这批古方的古医学含义，其性质与英国科学家在巨石原上考察巨石阵的源流等同。

“法”的研究，还可延续，阴阳的哲学、五行的哲学曾经与中医结合，那么，马克思哲学、唯物辩证法、自然辩证法也要与中医结合，才是与时俱进。

poshan

受益匪浅，似乎明白了很多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法，是我们把它叫做法，方却是永远行之有效。法多数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忽悠人的，给人洗脑的东西。

1100001

方法方法，这跟阴阳是一个意思，哪个也不能侧重。

而能够掌握他们中间的平衡点的东西就是临床经验。

大河

受益匪浅，似乎明白了很多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法，是我们把它叫做法，方却是永远行之有效。法多数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忽悠人的，给人洗脑的东西。

大河认为您的看法有点偏。人的大脑不可能真空。您总是要被洗脑的，就看您被什么东西洗脑。人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你是不是被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“洗脑”了？否则您怎么会有思想、观点？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本来就是来接受人类文化的，否则您就不是人了。

“法”是什么？就是“道”。在相对意义下，有正法有邪法，也有正道与邪道。人总是走在一个“道”上的。不承认“法”而只想接受“方”，这其实也是一种“法”。就像不相信宗教的人其实也摆脱不了宗教的影响一样。

中医治病必须讲究“法”。这个“法”其实就是你治病选方(或制方)的理由，你的思维的根据。不承认法，就等于说你治病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思维。这看起来有点蛮横。你不要“法”，你将如何实施辨证论治？你将如何向病者讲述缘由？人与动物的区别又在哪里？

“方”是永远有效的吗？不见得。庸医开出来的也是“方”，许多庸医开出来的还是“经方”。古人所说“庸医”是什么概念？其实古时候的庸医，对经典是非常熟悉的，问题在于他们只有表面的模仿，而胸中并无“法”的思考。

尚古山民

法是高层次的指导理论，方是具体的执行细则。
真理是唯一性的，正确的法也是唯一性的。具体的执行细则，可以有多种选择。

所以，本人认为：
伤寒家永远高超于经方家。

芭窗夜雨

中文中还有一个词叫“方针”，这个社会政策的术语看来也是来自于中医学。中医解决问题，需要借助方与针，确立解决之“方”与解决之“针”。把这种逻辑思维引申到社会实践中，解决社会生活问题，也需要类似之“方”“针”作为指导，所以才有“方针政策”的说法。

为何不言“法政策”？因为“法”不具备行动指南的具体细节，而“方针政策”明确告诉你，该用何“方”，该用何“针”。

《孙子兵法》是很好的兵法，但没有士兵、武器、外交等作为载体，如何打仗？士兵、武器，就是具体的“方”与“针”。《孙子兵法》在今天作为兵法指导作战，但它的产生源流是来自于军事实战，是血的教训，并非闭门造车天才想象。所以，“方”“针”与“法”的关系，是“方”“针”在先，“法”的总结在后。所以，中文才说“方法”，有方才有法，有方自有法。

人类很早就懂得食用肉类、谷类，他们知道吃这些东西能消除饥饿感，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物质为何能消除饥饿感？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肉类中有蛋白质、脂肪，谷类中有碳水化合物，它们被摄入人体内被消化为葡萄糖、水、氨基酸等物质而吸收，参与到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消除饥饿感的中枢信号发送。但我国古人就只能用阴阳、五行这样的思维来思辨。再拿四大发明的火药来说，这本来是个化学反应，但宋代科学家的认识，却是阴阳之气相互激荡。如果让宋代科学家穿越时空，站在理工大学化学系的讲台上，学生能买账吗？

草药植物能治疗疾病，是因为古人发现了物质之间的对应关系，即植物与人体疾病之间的对应关系，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，不以人的主观意识来决定。如同燧石的撞击会产生火花，稻谷的种子撒入泥土会发芽一个道理，都与人的思辨无关。这种对应性在5000年前是客观存在的，在5000年后的今天，依然客观存在。

我们强调“方”，也是因为“方”的物质性、客观存在性。

至于“法”，是意识的，是主观思辨的产物。同样一味植物药，中医用阴阳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来认识，藏医用隆、赤巴、培根来认识，蒙医用赫依、希拉、巴达干来认识，西医则用元素组成来认识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时代不同、民族地域思维习惯、认知手段不同。

所以，“法”，只是一种表象，无限接近，却永远无法到达。而草药，在发现的那一刻，就是一种存在，它无需说什么，即能产生治疗作用。

大河

至于“法”，是意识的，是主观思辨的产物。同样一味植物药，中医用阴阳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来认识，藏医用隆、赤巴、培根来认识，蒙医用赫依、希拉、巴达干来认识，西医则用元素组成来认识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时代不同、民族地域思维习惯、认知手段不同。

所以，“法”，只是一种表象，无限接近，却永远无法到达。而草药，在发现的那一刻，就是一种存在，它无需说什么，即能产生治疗作用。

我终于明白，争论的原因是论题缺乏同一性。许多先生把“法”看成是纯主观的理念，“法”成了“看法”。大河所讲的“法”却是客观的，属于“道”的范畴。比如我们今天去上海，怎么去？我们要选择一个途径，这个“途径”不是主观的，而是客观存在的。人的主观性只表现为“选择”。确切地说，“法”其实是主客观的统一。如果不统一，便是不合法。你说，我想生出翅膀自己飞上天，这只是一种幻想，不是一种真正的“法”。庸医治病也讲“法”，但那恰恰不是真法，是不合法，所以无效。

自然界的一切因果联系，都遵循一定的“法”，人的作用就是要认识这种法，才能应用这种“法”，并不是凭空想像就能有什么“法”的。人类社会的“法律”，虽是上层建筑，但也必须服从自然法。不服从自然法，随意制定的所谓“法律”，被称为“恶法”，是应该抛弃的。中国人讲伦理，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伦理，而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着秩序，人必须服从这种自然秩序。

中医的“治法”，从本来意义上讲，应该是产生于自然生命的客观要求，而不是主观想象的结果。

poshan

最终还是前面提到的，理无碍，和事无碍的问题。有时有些老师讲课头头是道，子女犯病还得看西医，有的民间医生，没有职称，却活人无数。很难说清楚。

李国栋

脉浮缓者，可与桂枝汤，这是“方”；脉浮虚、脉浮数、脉洪大者，可与桂枝汤，这就是“法”。

RongCao

大河说，"自然界的一切因果联系，都遵循一定的“法”，人的作用就是要认识这种法，才能应用这种“法”，并不是凭空想像就能有什么“法”的。"我理解，这一种"法"已经不只是一种方法，而是方法背后的道理了，就是大河所说的"道"了。按照这个标准，以"方证相应"为开方治病的主要原则，就只是一种方法，而不是"法"了。以"方证相应"为原则，再加上临床经验，当然治得好病，但是应该达不到大河所说的境界。
问题是，经方这么有效，背后的法究竟是什么? 如果从西医的微观角度来着手，人类现在没有这个能力。杨振宁教授就觉得，中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人体也是复杂的系统，两个复杂的系统相互作用，现代自然科学处理不了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有一些结果，也还是相当粗浅的。
如果从中医传统理论来看，基本上一定是以内经为基础的。但是如果用内经的理论来解伤寒，必须不但能够解释这一组组的"方证相应"的现象，解释方-病-人的各种现象和原因，还必须能够预测用药的结果，能够为临床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，才能被视为有效的理论。否则只是空谈。目前有理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吗? 如果有，请高手明示，让大家可以在学中医的路上走得更好。

李国栋

从葛根汤治咽痛一案，体会伤寒论“以法治之”

患者男，69岁，初诊日期：2010-11-25
患者自述上颚咽壁及咽喉痛甚，咽唾沫即疼，静脉点滴克林霉素及服用双黄连口服液二日后无效。查咽喉无红肿，舌淡水滑苔薄微黄、两寸脉微弱、两关尺脉紧微浮，身微恶寒、有乏力感，无汗，鼻微有清涕，能食，脘腹无不适，叩诊右胁下有鼓音，二便无异常，睡眠易早醒。血常规检查无异常。
诊断：太阳病葛根加半夏汤证
处方：葛根加半夏汤方
方药：葛根12g、麻黄9g、桂枝6g、白芍6g、炙甘草6g、生姜9g、大枣4枚（擘）、半夏9g
上药取三剂。煎服法：每剂药以水1000毫升，先煮葛根、麻黄，减200毫升，去上沫，内诸药，煮取300毫升，分温二服。

今日下午，病人前来告知，昨晚服上药后，今晨口腔及咽喉已不疼，精神及体力均见好。因为熬干一剂药，要求再补开一剂，担心咽痛复发。

葛根汤在伤寒论中，好像与咽痛无关，为什么此病例以葛根汤治疗咽痛有效呢？这应是“知犯何逆，以法治之”的效果，伤寒论曰：“…脉紧者，必咽痛”。

尚古山民

李国栋先生是伤寒家，最善读伤寒！

李国栋

回尚古山民先生：
非常感谢这么高的称号，实不敢接受。多少年来，我是跌跌撞撞地读伤寒，至今仍然在摸爬滚打，基本上是靠自学，一没有高学历，二没有高职称，岂敢称家、道善？多谢抬爱，万望不要过高抬举，否则我就不敢露面了。我的一些看法，如果能对初读伤寒者有一些启发，在学习方剂上，少走一些弯路，我就会感到欣慰；若能交朋识友，交流心得，我会感到荣幸；若能得到指点，遇到老师，就是我的幸运。在信息发达快捷的当代社会，我们借助黄煌教授的经方沙龙，希望能把伤寒论的精神发扬光大！

大河

如果从中医传统理论来看，基本上一定是以内经为基础的。但是如果用内经的理论来解伤寒，必须不但能够解释这一组组的"方证相应"的现象，解释方-病-人的各种现象和原因，还必须能够预测用药的结果，能够为临床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，才能被视为有效的理论。否则只是空谈。目前有理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吗? 如果有，请高手明示，让大家可以在学中医的路上走得更好。

树枝生于树干，但果实大多结在树枝上，你不能要求树干必须结出果实才算树干与果实有关联，也不能因为树干没有结出果实就否认果实与树干的关联。

《内经》的理论可以解释《伤寒》，但是要看你怎么去解释。不能要求《内经》解释《伤寒》的所有具体现象，只能从《伤寒》所蕴含的内在的法与理中去领会它与《内经》的本末关系。如果《内经》能够解决《伤寒》的一切问题，那就不需要《伤寒》了。《伤寒》只是《内经》理论的运用和发挥。当然，仲景自有对内经的独到的认知，也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运用。

《内经》是基础，《伤寒》是后续建筑。不能说《内经》是空谈，倒是离开了基础，《伤寒》会成为空中楼阁。你住进了漂亮的房间，却不承认它是建筑在大地之上的？

《伤寒》有一个体系，不是简单的方证对应。如果单讲方证对应，后世方也是这样，甚至民间验方的内含也是这样啊。如果不对应，就会无效。但是《伤寒》的体系更包含着特殊的思维方法，体现着治疗的理念。更何况，方证对应的“证”，不是简单的一组症状就能说得清的。“方”中也有一个灵魂呀。这个“方”的灵魂必须要把握，方的灵魂与证的本质的对应才是真正的对应。

耕读世家

这个“方”的灵魂必须要把握，方的灵魂与证的本质的对应才是真正的对应。
大河先生的这个观点很好。比较透彻。

RongCao

为什么加半夏呢?

RongCao

认同"《伤寒》的体系更包含着特殊的思维方法，体现着治疗的理念。"不过我的疑问，也许是很多中医学子的疑问是，这个思维方法和理念究竟是什么?历来用内经解释伤寒的人们很少统一过，现代也有不少医家干脆否认内经是伤寒的基础。有时真让人怀疑建构伤寒的理论不是内经，而是一种已经失传的理论。
如果从内经来建构伤寒，中间一定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。看来您已经找到了，至少有很多线索了。可不可以给一些更具体的阐释?主要是您自己摸索出来的还是前辈医家的成果?

大河

我确实有自己的收获，但不能简单地回答或介绍。我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不是那些具体的学术问题，而是治学的方法，是如何找到那些结论的途径。所以，大河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结论(虽然我有全部的结论)，我只提出让您自己找到答案的方法。大河在一些帖子里与一些网友争论，都是围绕着治学的方法争论的。

一个好的学习方法，一个合理的解决问题的途径，比提供一套现成的理论结论或医学秘诀更重要。如果您不深入细致地、认真地去读《内经》和《伤寒》，您就不会有真正的领悟。朝着这个方向往前走，您就会到达目的地。

那些现成的结论，包括所有临床秘诀，可以参考，但不可轻信。您一定要自己学习领悟，才是真的。

李国栋

依据是舌淡水滑、胁下有鼓音。

尚古山民

回李国栋先生：岂敢指点先生！在下身处穷乡僻壤，地近翼王故里，与先生是本家，年庚亦小于先生，对先生的学术观点极为敬仰。

xiaozheng

桂枝汤加减方例举看经方与法的关系
    1：桂枝加桔梗汤：桂枝 18克 白芍 18克 甘草 12克 生姜 18克 大枣12枚、桔梗12-18克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煎法同桂枝汤
  仅加一味桔梗，本方就包含了桂枝汤、桔梗汤、排脓汤三个独立方剂。证治也由桂枝证扩展为附有咽喉痛、有痰、有脓等证。
  2：桂枝加附子汤：桂枝 18克 白芍 18克 甘草 12克 生姜 18克大枣12枚、附子12-15克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煎法同桂枝汤
  陆渊雷按；此方以桂枝汤畅血运，敛汗，即所谓调合营卫也。以附子恢复细胞之生活力。即所谓回阳，所谓温经也。
  3：桂枝去芍药汤：桂枝 18克  甘草 12克 生姜 18克 大枣12枚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煎法同桂枝汤
  方极曰：本方治“桂枝汤证而不拘挛者”

xiaozheng

我们清晰的看到经方复方的特点：涵盖广，幅度大，可以加减味成新义，可以增损量以易主辅，病变法亦变，方亦变，变化有序，应用有章，“方法”一词就来源于中医学复方的应用。

逸人谷

李国栋:从葛根汤治咽痛一案，体会伤寒论“以法治之”

患者男，69岁，初诊日期：2010-11-25
患者自述上颚咽壁及咽喉痛甚，咽唾沫即疼，静脉点滴克林霉素及服用双黄连口服液二日后无效。查咽喉无红肿 .. (2010-11-26 19:05) 

“每剂药以水1000毫升，先煮葛根、麻黄，减200毫升，去上沫……”

请问先生，煮9克麻黄，真的能出“上沫”，正和伤寒论所说，得“去上沫”?
我煮过，怎么没有“上沫”呢? 是不是我煮的麻黄有问题?

李国栋

逸人谷:“每剂药以水1000毫升，先煮葛根、麻黄，减200毫升，去上沫……”

请问先生，煮9克麻黄，真的能出“上沫”，正和伤寒论所说，得“去上沫”?
我煮过，怎么没有“上沫”呢? 是不是我煮的麻黄 .. (2012-07-05 20:46) 

　　煮葛根有白沫，煮葛根、麻黄不用说，也有白沫。我煮麻黄3g也有白沫，煮9g当然也有白沫。如果用电磁炉煮药，火力开的大了，或者盖上锅盖，可能会没有白沫。

andy

临床中医如何读文献？
http://www.100md.com 2007年8月31日
     
    江苏省东海县石榴医院 杨大华

    有人说，中医学是文献的医学。是的!在漫长的学术发展历程中，中医学积累了大量的文献。其中，无疑蕴藏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。对于一个临床中医来说，文献无疑是他成长过程中的“金拐杖”，是临证思维的“源头活水”，是解决“疑难病”的重要参考。那么，作为一个临床中医又该如何来读文献呢？

    首先，读文献要着眼于可行性。对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，要看在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。比如，《千金方》里记载喝白马尿、驴尿以及用动物粪便来治疗疾病的经验，都是难以下咽的。同时，也是不符合现代人的就医观念的。至于“天灵盖”以及棺材里死人铺的席子，既难觅其踪，更失人道。难得之品如犀角、羚羊角以及虎骨之类的应用经验，也将面临失传。“烧裤散”也面临尴尬，一是观念上难以接受；二是道理上难以说清；三是取材上也有困难。有人戏说，若病人穿的是化纤内裤，烧不成灰咋办？今天的养鸡多是圈养，而且多喂饲料，“鸡矢白”的取材也成了麻烦。还要确保鸡没有感染禽流感。在麻醉学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，自然也没有研究“麻沸散”的必要了。这些经验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，社会的发展使得它们不可能被无限复制下去。至少，不会被主流继承。它们身上仅有的也只是文献学意义。仅仅传达着这样的信息：历史上，我们的先民们曾经用这种方法治过病。仅此而已!着眼于可行性，便排除了许多过时的东西，避免了精力的无谓耗费。同时，这也是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。毕竟，临床中医不是文献学家，再好的经验如果不能付诸实施，只能是废纸一张!临床中医，应该看重“杀鸡术”，而不是“屠龙技”。一时用不上的东西，不妨缓一缓再学；一世都用不上的东西，根本没有必要去学!

    其次，读文献要立足可信性。我曾经把大部分中医期刊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2003年，感觉越往后越没劲。就现代中医文献来看，建国后，中医从旧社会不被重视到被国家政策所肯定，中医人憋了一股劲，写的东西比较实在。文革后，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，中医人写的东西也很实在。90年代以后，随着晋职称需要论文的硬性规定，中医人写的东西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而今，论文造假，学术泡沫已经不是新闻了。对于真想写点东西和写点真东西的中医人来说，在市场经济下，谁还会辛辛苦苦来介绍个人经验，再自掏腰包发表给别人参考并赚钱？于是，我们有必要对现代的中医文献进行怀疑!那么，学术造假是否就是今人的专利？中医的古代文献是否又都是真实的？未必!借用一下孔融的思维，想必学术造假古亦有之。孔子说，为君者讳，为贤者讳。儒家文献有伪，那么，医家文献难道就没有这种春秋笔法吗？至少，不能排除其中有夸大疗效，自我吹嘘的主观意识。就客观而言，在文献的流传过程中，错简、脱简以及刻错字的现象也是有的。当我看到“风湿相搏”时，曾不解地自问：“风”和“湿”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“相搏”呢？而且，二者都是外来的邪气，它们自相残杀应该对人体是有利啊!后来才知道，应该是“风湿相抟”。“抟”的古字是刻写时刻工偷懒或粗心，在“寸”上面丢了一横一点而误为“搏”。原来“风”和“湿”是一对亲密“战友”。至于其他，如药名的张冠李戴现象，也是有的。值得一提的是中医学里还有一些寄生理论，也不容忽视。这些原本不是中医学固有的东西，就象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姨妈之流，长期居住在贾府。原本是亲戚，住久了，反倒被不知情者当成主人看待了。事实是科研的依据和基础，一旦前提出了问题，结果自不必多说了。不管研究的过程是如何的津津有味。如果历史的真相都如文字所载，那么，一切的历史学家甚至考古学家都是多余的职业了。这也正是说明文献终归是文献，而不是文件。后者需要毫不怀疑去坚定执行，而前者则需要瞪大眼睛。

    再次，读文献要力争可知性。对于古代文献记载的有效经验，要结合现代医学来深入探讨。中医治疗有效的病名，是今天的什么病？症候群相当于今天的什么病？又是如何形成的？方药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发挥作用的？当然，不清楚这些也并不妨碍中医的诊断和治疗。但如果仅仅满足于经验本身“是什么”的表层，而不深入研究 “为什么” 的深层规律，终究只是走了一半路程。古人只是完成了前者，那是缘于时代的无奈，是可恕的。今人若不思进取，实在是说不过去了。其实，中医的许多经验，是可以被说清楚的。比如，用硇砂等矿物质来治疗鼻息肉和食道癌，其治疗机理并非是什么“咸以软坚”，而是利用它们的局部脱水作用。令息肉脱水萎缩而鼻腔通畅。研粉口服，与癌组织接触使之脱水体积变小，从而食物得以通过。饮食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并不能阻挡癌肿的扩散和转移，也自然扭转不了病人走向死亡的趋势。明此，则不会将其奉为食管癌的灵丹妙药。欲为“名医”，先做“明医”。把经验理解到这个层面，直可谓“明医”了。章次公说，中医的形式是科学的，内容是哲学的。今天，我们应该建筑中医的科学内容。虽然可知性是有量化的，可知是有深浅程度的，但只要是向着科学内容方向迈进，哪怕是步子再小，也是有深远意义的!一样的文献，不一样的读法。关键是读出自己的东西，读出自己的体会。到底读到什么深度？可知性多少正是一把衡量标尺。

    可行性、可信性和可知性是临床中医“淘”文献的三个“筛子”。有了它们，我们的“淘金”工作会变得“多、快、好、省”。(杨大华)

    http://www.100md.com/html/DirDu/2007/08/31/48/27/29.htm

医海一粟

方者治疗的方向，即含分类的用意；法者治疗的法则，分类即明，法则应循。法是一方之法，方是法之主体。方是刀身，法是刀刃，但方法要合乎于理。